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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人故事:卡夫卡的梦魇

2008-09-23 15-12 来源:网络 作者:作文网网编[打印] [评论]

 

卡夫卡的梦魇

20世纪的现代文学界,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和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哥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W.H.Auden)对卡夫卡的赞誉。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德语小说巨匠托玛斯·曼(ThomasMann18751955),也称赞卡夫卡的写作是“精心设计、充满好奇的缜密、客观、清晰透明、适切的文体形式,一个准确写作的保守主义者”。

然而,对大众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着现代人的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在困境中不断探求、寻索出路,却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的头衔;人们也普遍认为卡夫卡是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的。

直到1953年,卡夫卡终生不渝的知己马克思·布劳德(Max Brod18841968),写作《卡夫卡传》,展现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宗教神学出发,详细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层含义。虽然学术界不少人批评布劳德:过分从宗教和神学解读卡夫卡,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比布劳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

22年终生不渝的挚友

布劳德与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同样主修法律,同样是以德语写作的文学家。两人在1902年相识,成为终生最亲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之后,进入保险局担任临时雇员,由于写作时间锐减,于是他和布劳德花了很大心血,寻找时间较短的正式职业。结果卡夫卡进入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局”工作(19081922),布劳德则进入邮政总局担任法律顾问。两人上班时间都是下午两点结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下班后一块用餐,然后约好晚上再见面,讨论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卡夫卡最爱哥德和福楼拜,也喜欢阅读《圣经》。两人的交情简直可以用“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来形容。

布劳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珍视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两人书信往来的片语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发表过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布劳德强力游说和鼓励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也全数交给布劳德加以焚毁。布劳德却没有遵照朋友的遗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布劳德为自己善意的出卖这样辩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烧掉这些遗稿,若卡夫卡真要这样作,他应该交待别人去执行。

根据布劳德,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病态,而是自然伟大,显示着向上、简朴和绝对的诚实。卡夫卡虽然安静,“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与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甚至激越亢奋,直至忘我,风趣的话语和关怀的笑声简直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这样的卡夫卡,实在与他作品中阴暗的角色性格迥异。不论是《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还是早期的《判决》和《蜕变》(或译《变形记》),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

父亲巨大的身影无所不在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1919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着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36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着:“快!快!吃快点!”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对卡夫卡而言,父亲就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卡夫卡是个更不顺服的孩子,如果成年之后他能与家人保持较远的距离,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痛苦。1911年底,卡夫卡的父亲生病,要求儿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厂巡视,卡夫卡沉默不语地顺服。工作的枷锁压得他实在透不过气,发出悲观厌世的言论,布劳德赶紧给卡夫卡母亲发出警告,提醒她注意儿子头上那根轻悬的自杀意念。1912108,卡夫卡的母亲颤抖着给布劳德回信,她鼓起勇气对丈夫撒谎,叫儿子不必再去工厂,同时积极寻找合伙经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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