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欧洲古典芭蕾单纯追求形式与技巧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仅影响整个舞蹈艺术的发展，而且也阻碍其自身的发展。内容与题材仍旧停留在神话传说、王子公主的范围内，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成为舞蹈反映社会生活的巨大障碍。正是在这种危机中，现代舞应运而生。
    当时首先出现的是I.邓肯的“自由舞蹈”。严格地讲，邓肯的舞蹈还不是现代舞。她崇尚自然，继承了晚期浪漫主义“回到自然”的口号。她脱去舞鞋和紧身舞衣，随心所欲地自由舞蹈，给欧洲舞坛带来一股清新纯朴之风，为现代舞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与她同时代的音乐家和舞蹈家E.雅克-达尔克罗兹的“优律动”和R.von拉班的“空间协调律”则为现代舞的产生准备了理论条件。特别是拉班，他全面探讨了人的身心活动规律、肌肉的松弛和紧张、动作的协调以及舞蹈空间等理论问题。
    拉班的学生M.维格曼把他的理论，通过创作实践变成了舞蹈作品，使现代舞理论具体化。拉班-维格曼这一现代舞派被称为表现主义现代舞，强调感觉第一。维格曼的舞蹈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企图切断舞蹈从属于音乐的关系，确立没有音乐的舞蹈。她认为，只有对音乐的“独裁”进行反抗，才会产生“自由自主的舞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维格曼为首的德国现代舞坛，一直是世界现代舞的中心。后来由于纳粹政权的反对，现代舞在德国被取缔，中心转向美国。但现代舞在美国的发展是曲折的，现代舞的先驱邓肯和R.圣丹尼斯都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欧洲首先得到承认并获得成功的。当她们在大西洋彼岸名声大振之后才引起美国人的注意。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舞蹈文化，现代舞一旦被接受后，马上受到了重视，几乎成了它本土的舞蹈文化。
    圣丹尼斯对现代舞的贡献不仅仅是创造了一种具有东方色彩、富于神秘感的现代舞，给美国商业性极强的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宗教和哲学思想；而且还在她创办的现代舞学校中培养了一批现代舞的杰出代表。
    在圣丹尼斯的学生中，M.格雷厄姆、D.汉弗莱成为美国现代舞的代表，特别是格雷厄姆，她的名字几乎成了现代舞的代名词。她们虽然都是圣丹尼斯的学生，但却都不是老师的继承者，而以叛逆者的身份走着各自的艺术道路。汉弗莱认为圣丹尼斯那种异国情调的舞蹈不能体现人的精神。她根据人体动作的基本原理建立了自己的艺术理论和技术原则，就是在跌倒和复起、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构成舞蹈动作的规律。如人在暴力前倒下就必然要支撑起来进行反抗，这些动作就含有人类的冲突内涵。因此她的作品大多具有象征意义。汉弗莱是从外部形态上反对自己的老师，格雷厄姆则是从人类更深层的心理形态上去反对圣丹尼斯的艺术观念。因此她的舞蹈有“心理舞派”之称。格雷厄姆强调舞蹈应客观地表现自我信念，“舞蹈应该剥开那些掩盖着人类行为的外衣”，“揭露出一个内在的人”。她在《悲悼》中，表现由于焦虑、痛苦使人的身体扭曲和痉挛，就是她对人类“心灵的图解”。她的技术理论中心是呼吸。她研究了人体在呼和吸之间的形体变化，认为舞蹈家可以用呼吸推动身体的旋转、跳跃和跌倒、撑起。她的早期作品曾引起争议，认为过于阴暗、性感，但她终于成为美国声誉最高、享誉最久，影响到戏剧、电影、电视等各个领域的一代舞人。